收集:中国股票市场经济分析网
美国保守派机构传统基金会有关经济自由度的报告，被斥为荒谬可笑，因为一些观察者认为中国是经济非常自由的国度。他们提出了一个中国悖论，在没有经济自由的国家，怎么可能在全球危机中创造出主要经济体最好的成绩来？
这个将经济自由度与经济增长直接挂钩的提问，在常识上出了问题。若不将其澄清，我们将很难注意到：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正面临所谓的“自由度指标陷阱”。
“经济自由度”衡量的是一个状态，这是表明一个经济体自由程度的指标，而构成这个指标的实际上还有诸多指标。经济增长衡量的是一个变化，表明经济体所创造的价值在今年比上年变化的方向和幅度。
常识告诉我们：只有变化才能引发变化。上述提问的逻辑错误在于，将状态和变化这组不同质的概念进行比较。这两者显然是不可比的。
正确的关系如下所述。
打个比方，经济自由度可以比喻为自来水水龙头的开关，某年的经济总量就像自来水龙头的水流量。水流量由水龙头开与关的状态决定；水流量的变化，则不是如此，而是由水龙头开合的变化所决定的：你拧开的速度更快些，水流量的变化就会更大。
当然，现实的情况要复杂得多，决定一个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诸因子中，包含了从人性、地理、区位、社会等等几乎所有层面的问题。这也解释了，为什么经济自由度最高的经济体，并不一定是全球经济最富的经济体。经济自由度改善最多的经济体，也未必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。
但无论如何，经济自由与经济繁荣的正相关系是很难被反驳的。经济自由是经济繁荣的必备要件的结论，已有铁证。
一个事实是，贫穷的国家总是经济自由度低的国家。中国的情况正是如此，中国的人均收入仍在全球处于下游，中国经济自由度在全球处140位的排名。
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增长的基本面也是如此：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以证明，中国的经济自由度此间正逐步改善。
上述传统基金会报告的研究成果也证实了这一点。该指数编制者发现，经济自由度越高的经济体，人均GDP明显越高。这现象在所有经济自由度水平上均有体现，而且在经济自由度提升时的效果尤其显著。
反对者仍会发问：在危机期间，中国经济增长相对其他国家突出的表现又证明了什么？中国经济自由度当前可正处在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上，且在恶化。
这个貌似反常的发现，并没有改变结论。
一方面，如前文所述，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太多，经济自由度的改善只是必备要件，但并不能完全决定某个经济体某一个年度的经济增长情况。另一方面，数据本身并非完全矛盾：从中国自身的历史比较看，目前的中国经济增长正处在十年来较低的位置上。若以2009年经济增长8.7%的初步测算数计，仅高于2001年的增长8.3%。就这两年而言，它们恰好是中国经济自由度最低的时期，也是这十年来经济增长最低的时期。
如果我们承认上面的结论，那么就经济自由度问题而言，中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陷阱。
需要注意到，在传统基金会的统计中，10年来，支持中国经济自由度的指标维持在一定水平的，主要是靠贸易自由度这个指标。相对于2001年，2010年的贸易自由度指标增加了57%。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幅度。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下、国际贸易壁垒骤然增高的背景下，中国的贸易自由度这项指标仍在改善。至于其他指标，除腐败对经济影响的程度有所改善外，大都在下降。
10年来，产权和投资自由度指标下降了33%，货币自由度指标下降16%，商业自由度指标下降了10%，政府支出的自由度指标下降了6%.
可以说，10年来，维系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，就是贸易自由度的改善。恰恰又是这个方面的大幅改善，掩盖了中国在其他方面自由度急剧下降的现实。
现在，作为中国经济增长重要动力的中国贸易自由度的改善，已经出现了失速的迹象。这个指标已经连续3年徘徊在71上下。关键是，在这一指标失速的同时，其他自由度指标大多仍在下滑趋势中，相对于上一年，一些指标甚至出现了33%的下滑幅度，如此下去，中国经济自由度便面临大幅下滑的风险。
如果我们认同经济自由的改善是经济可持续增长必要条件的话，那么，我们可能会发现，中国正面临经济增长将会失去经济自由度这一重要引擎的风险。
不过，也许是中国的幸运，我们在商业、投资自由、金融自由和产权保护等领域的指标非常低，远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，但这同时也将意味着我们有非常大的改善空间。在这些领域的改善，将构成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。
我们期待这样的情景出现。